天津市恶性案件，天津一医院超声科主任被患者砍伤是怎么回事

来源：整理时间：2023-01-26 10:30:36 编辑：天津生活手机版

1，天津一医院超声科主任被患者砍伤是怎么回事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发生恶性伤医事件。超声介入专家经翔被曾经诊治的肝癌患者砍伤，颈静脉破裂，大量出血。伤人者被现场抓获。据天津市卫计委最新消息，受伤医生经专家全力抢救，目前手术已顺利完成，暂时脱离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已被控制。天津卫计委表示坚决谴责暴力伤医行为，将会同公安机关坚决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对暴力伤医“零容忍”。据天津市卫计委最新消息，受伤医生经专家全力抢救，目前手术已顺利完成，暂时脱离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已被控制。天津卫计委表示坚决谴责暴力伤医行为，将会同公安机关坚决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对暴力伤医“零容忍”。平安天津通报，6月29日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持刀砍伤医生的男子苏某（47岁，河北省人）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目前，苏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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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津67岁男子持刀行凶该男子是否患有精神方面疾病

天津67岁男子持刀行凶，该男子并没有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在天津一道路发生恶性杀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对路上行人进行砍杀，导致1死1伤，现场围观群众发现之后立即报警，公安机关立即到现场进行处置，将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但是这两名年轻的女子再也回不到我们的身边，警方也成立了专案小组，对现场进行勘查和案件调查。警方对该事件也进行了对外公告，犯罪嫌疑犯刘某67岁，天津本地人，长期独居生活而且没有结婚，在2004年曾因琐事纠纷，持械报复伤害他人被判处刑罚。在案发前，刘某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矛盾，导致自己心理失衡，于是持刀伤害了街上两名素不相识的女子，刘某现场被公安机关逮捕，经过相关机构进行鉴定，刘某并无相关精神疾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我们经常都会遇到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随意和其他人产生矛盾和纠纷，遇到任何问题都需要冷静处理，更不能受到别人的伤害之后，转而对其他无辜的群众进行迫害，这是无能的表现，刘某长期一个人居住，导致心理的压力得不到释放，最后越积越大，导致心理失衡，伤害街上无辜的市民。在公共场所学会保住自己的安全，特别是女子，由于身体较弱，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攻击目标，当我们遭到别人的威胁，一定要大声及时呼救，不能和犯罪分子进行当面对抗，因为他们一般持有武器，正面反击容易造成意外事故，不要慌张，立即通知警方来处理。

天津67岁男子持刀行凶该男子是否患有精神方面疾病

3，菜篮抽刀天津67岁老人街头砍人致女子一死一伤究竟为何

老了还这么不老实！从老人的行为来看，就是典型的故意伤害，纯属“报复”行为！主观恶意性很强，等待他的也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但是在这件事情的背后，不得不让我们引起深思！为何一把年纪，还要这么做，安享晚年不好吗？事件梳理8月12日，天津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上午11:20左右在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与贵州路交叉口，一名67岁的老人持刀杀害路过女子，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从路人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一名女性已经被这名满头白发的老人砍倒在地，随即有一名白衣女性走过他身边时，这个老人直接从菜篮里面抽出刀袭击她，造成轻微伤，所幸还是跑掉了。行凶者就是将刀放在菜篮内，一边在事故发生地来回走动，一边无故地袭击路人。接警之后，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其抓获。据悉，这名老人今年67岁，名叫刘某某，当地人，被抓时还一脸坦然，似乎在行凶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最终的结果。具体的事发经过，需要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通告。事件本质不可能说老人无缘无故的就跑到街头伤人，肯定的来讲就是生活受挫，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心里变得扭曲才做出如此恶行！但是要知道，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可能成为你伤害别人的理由！因为这不受法律保护，这是直接与法律背道而驰，更多的社会遭受道德的唾弃，路过的人又没有招惹你，你又凭什么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在她人身上？无端地剥夺他人的生命，实在是可恨！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路过的人都没有选择及时制止老人，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制服一名行凶的老人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为何大家不敢这么做呢？说到底还是与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需要反思这个问题了，怎么样帮助别人才能算见义勇为，而不是防卫过当？像这样一些条条框框，不是说拿文字记载就行了，更多的是要说明实际情况，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能做的我们坚决不做，能做的我们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选择帮助。事件反思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可能是一帆平顺，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什么年纪，都会遇到多多少少的问题，而出现问题，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去解决，而不是让其在内心堆积，长期以往下去只会导致自己的心理变得扭曲，而做出极端行为。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都67岁的年纪了，做出这样的恶行，会让别人怎么看？难道他自己没有考虑过吗？实在不敢相信，一名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人，竟然还会颇有心机的将刀藏在菜篮当中，伤害别人。所以说在公共场合，如果发现有人突然靠近你，还是要保持警惕，及时的远离这样一些特殊人群，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只有极力的避免，才能降低悲剧发生的概率。

菜篮抽刀天津67岁老人街头砍人致女子一死一伤究竟为何

4，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的案例

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的案例　　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的案例，万物都在生长，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可以接触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和知识，当然很多的知识也是根据我们长期以往的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以下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的案例。　　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的案例1 　　犯罪心理学案例分析　　李某，男，29岁，未婚，广西人，初中文化，原广州市朱海区一家湖北风味菜馆保安，工作较粗心马虎，为人懒散。李某对同饭店的服务员小叶颇有好感，平时待她很是关心，还私下告诉过一些同事他对小叶的爱慕。不过，小叶对李某似乎不太钟情。　　2004年5月28号凌晨与小叶在珠江堤岸散步时，欲吻小叶，小叶以李某有肝炎为由拒绝，李某连称自己的病“没关系的”，欲强行索吻，小叶嗔怒，为躲吻干脆翻过江边护栏边喊边退，李某当时也很紧张，但他不顾小叶离珠江已是几步之遥，更没想到小叶当时的恐惧，边招手哄她过来边朝她靠近，小叶一脚踩空坠入江中溺死。　　一、该案件是一起过失犯罪案件　　李某已预见自己亦步亦趋的行为可能发生小叶坠江的危害结果，却轻信自己能够避免，以致悲剧发生，此举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犯罪情节较轻，李某获得轻刑。过失犯罪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犯罪，他与故意犯罪者的犯罪心理是不同的。　　1、过失犯罪者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危害结果的认识是不清晰、不明确、不充分的　　2、犯罪人所追求的目的不是犯罪目的，也就不存在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　　3、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是行为人消极心理品质在各种不利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李某过失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　　李某过失犯罪心理的形成有一定的偶然性。　　1、情景因素。由于案发时间是在凌晨，地点在珠江堤岸上，过往行人极少，为犯罪的发生提供了较好的情境机遇。　　2、被害人因素。受害者小叶是李某心仪对向，出于爱慕李某才强行索吻，以致犯罪发生。　　3、生理因素。男性较女性粗心和大胆，喜欢冒险，注意力分散，因而过失犯罪的可能性大。　　4、心理因素。李某工作较粗心马虎，为人懒散品质较差，容易出现不恰当的行为决定。　　三、过失犯罪案件特征　　过失犯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犯罪，危害性较大，通常由行为人过度自信或疏忽大意所发，过失犯罪者一般有以下特点　　1、注意的分心，行为人没有将其心理活动在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内充分的指向和集中于应该指向和集中的对向。　　2、粗心大意，行为人粗心、忽略、不注意、违反注意的义务。　　3、激情和冲动，在激情情况下，行为人认识狭窄，理智丧失，往往不能正确的评价自己的行为预见行为的后果。　　4、侥幸心理行为人寄希望于危害结果不会发生而不是采取措施积极防治，这是行为人认识上的错误，也是主观意志上的缺陷。　　5、过于自信，行为人虽然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却由于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自信能避免，最终导致过失犯罪　　6、应激不良，应激是行为人在出乎意料的紧急情况下所产生的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如果行为人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不能准确的采取符合当时情况的行为易导致过失犯罪。　　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的案例2 　　 “犯罪学”教学案例　　 1、石章碧盗窃案　　流窜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地，专门盗窃高等院校电脑，作案7起、价值7万多元的犯罪分子石章碧，不久前在南京作案时被当场抓获。　　在看守所里，石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笔者根据他的供述整理如下：　　落魄后的失足　　1990年夏天，我从上海华东理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北沙市农药厂工作，任技术员。当时24岁的我，凭着大学几年苦读学到的专业知识，很想干一番事业。单位建设600门的污水处理工程，我为它的运行试车和正常开车，加班加点，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得到了一些人的称赞。他们鼓励我说，你年轻、有专业知识，好好干，前途远大呢！然而，幼稚、气盛的我在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为此也受到领导的批评教育。　　我竟认为是领导故意找岔子，拒不承认错误，有时干脆不上班。这样到了1993年9月，单位对我做出“自动离职”处理。　　当时社会上巳时兴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按理说，我又没犯大的错误，仍可以找到比较合适的单位，继续用我所长，为社会服务，逐步实现人生的价值。然而，我试着找了一些单位后未能如愿。后来我来到武汉一亲戚家，到街上转悠后发现电脑生意红火，萌生了办电脑商店的念头。但钱从哪来？当时相到贷款，想到筹措，但都有困难，于是想到了偷。偷什么？电脑值钱，就偷电脑。哪儿合适呢？我首先选择了母校。　　1993年10月，我来到了上海华东理工学院，白天进校后，夜里带着作案工具从三楼滑到二楼（二楼门关住），打碎窗玻璃后进屋拆下了一些电脑部件。返回武汉后，在电子一条街上卖得赃款3000多元。1994年我到北京理工大学伯斯特电脑培训中心，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电脑学习，操作培训。培训结束离开前，我偷了中心的一些电脑部件，也在武汉市出手，得款1.2万元。之后，我越偷胆越大。　　诱惑如蛇　　我第一次在母校行窃时，进电脑间后坐了十几分钟。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偷还是不偷，想到了“伸手必被捉”的警诫，想到了十几年的苦读，想到了名誉和前途；也想到谈恋爱、结婚没钱，在他人面前还是寒酸相，想来想去，禁不住诱惑终于下手了。　　偷的时候难免胆战心惊，但偷了几次从未遇到过“险情”。揣着成千上万来得这么容易的钞票，我竟认为原单位那些拿死工资的人怪可怜的，我比他们活得好。　　我想了想，自己走上这条邪路并且越陷越深，除了主观因素外，也有一些便于作案的外部因素：一是好进出。一些大学里光学生就上万人，近些年还有一些函授、自费、委培的，人多且杂，而且我熟悉校园生活，进出校门大摇大摆，谁也不怀疑。万一盘问，我也可以随口报出谎称要找的系名和学生名。　　二是好得手。现在的电脑逐渐普及，学校、机关的电脑更是比较集中，但治安防范上不少单位重视不够。有的窗户夜间也不关，有的电脑室在二楼，可以攀水管而上，有的可以攀树而上。有的虽然门窗紧闭，但砸碎窗玻璃也没人警觉。那价值上万元的电脑部件，体积不大，放在挎包里别人也不容易察觉。三是好出手。第一交赃时，我拿着在大学读书时捡到的一张名片，自称是广州的一家电脑公司业务员推销电脑产品的。　　当时武汉一家电脑公司经理问我有没有发票，我讲：“现在电脑板都没有开票，如果开票就不赚钱。”他就用现金支付给我了。之后每次销赃，也没遇到麻烦。　　在盗窃当初，我还提醒过自己，自己是学理科的，应该相信侦查科学，准备偷满3万元就不干了。可是偷满3万元之后，利令智昏的我已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贪欲像蛇一样死死地缠住了我。以至滑向犯罪的深渊。　　人生容不得贪婪和攫取　　我的父母住在湖北省洪湖市的农村，父亲已67岁，我还两个哥哥。父母几十年中用勤劳的双手、负重的双肩和望子成龙的热切盼望把我们兄弟拉扯大，本指望我有所光宗耀祖，抱效国家和社会。可是我却辜负了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及父母近30年的养育，沦为人民的罪人，对国家是不忠，对父母是大不孝。特别是想到父母为我读书卖过房子的事，更是心如刀绞。　　古人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在，不为纣亡。人生容不得非分之想和侥幸之念，人生容不得贪婪和攫取。我就是一个例证。　　我已铸成大错，悔这已晚，我只想借此表达我认罪的态度和走向新生的愿望，请求政法机关能给我一个再生的机会。我在余生一定痛改前非，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深知自己罪行严重，我也准备接受法律的惩处。（朱进）　　《犯罪学》案例分析题（一）　　石章碧盗窃案　　一、我国现阶段犯罪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怎样？（15%）　　二、请根据作用机制的标准，分析石章碧的犯罪原因。（35%）　　三、试论非道德现象与犯罪现象的关系。（15%）　　四、试述犯罪预防的概念及其特点。（15%）　　五、针对本案，你认为应如何加强犯罪预防工作。（20%）　　一个大学生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一起罕见的恶性凶杀案发生在天津市一位大学讲师的家里。凶手是河北工学院八○级机械二系拖拉机专业的学生史建民，今年二十一岁。被害人正是他的老师——河北工学院计算机教研室副主任吴盘仁和他的妻子赵瑞。　　史犯在行凶后跳楼自杀，但未摔死，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五月二十三日判处杀人犯史建民死刑，并立即执行。　　 “重点保护伞”下的畸形儿　　史建民一九六三年出生在河北省定县一个农民家庭里，七岁就上了本村的小学，二年级时成了班里的学习尖子。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担任班长。他在自白书中叙述道：“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全部生活，都是在被人赏识、宠爱、赞扬声中度过的。因此，我常常为自己高于他人而得意。” 　　一九七七年，史建民考上了县高中。学校分快慢班，史建民进入快班。快班学生的主攻目标就是考大学。从此，史建民成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重点保护”对象。　　他的父母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期望着儿子考上大学光宗耀祖，于是尽量满足他的欲望，“只要念好书，卖房子卖家产也干！”从史建民的自述中看到：这种家庭教育给他的影响何其深。而这一时期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他的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史建民是这样写的：“高中生活是简单的循环；吃饭、学习、睡觉，除此之外，对一切都不闻不问。学习已经成了我饮食、呼吸以外唯一能接受的东西。” 　　史建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他的文化成绩虽然优秀，然而，他却缺少当代青年对理想、对人生意义的正确认识。　　上大学是为了“铁饭碗” 　　一九七九年，十七岁的史建民被河北工学院录取。当他接到大学录通知书的时候，并没认识到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他只知道自己“是学校里高考总分最高的一个学生，全村四百户人家，我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有了金字招牌。”“同龄人恭维我，老年人夸奖我，亲人宠着我。”他觉得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是“社会宠儿”，进了大学这个“培养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摇篮”，今后注定“前途无量”，甚至愚蠢地把自己说成是未来的“高等华人”。　　史建民进入大学以后，认定铁饭碗到手，前途不愁，再也无心苦读了，学习成绩开始下降，以后又因病休学一年。复学后，他从七九级降到八○级，可他仍住在七九级宿舍，同学们有时免不了开几句玩笑：“你是八○级的小弟弟。”这个中学时代就自命不凡的宠儿，从此置身于集体之外，我行我素。他有意躲避同学们，却又认为是同学们疏远自己。他时而高傲、自负，时而绝望、悲观，他摒弃政治学习，更谈不上改造世界观。　　三年级时，他的学习成绩显著下降。他经常躺在床上看色情、凶杀、趣味低级的小说。听到七九级同学议论毕业、分配、职业和职称，他觉得“这一切对于我是那样遥远，我有些绝望……”可又一想，“好歹我还是个大学生，将来还可以有个大学毕业的文凭，有个工程师的头衔。”于是，他继续混日子，想侥幸通过毕业考试。　　希望破灭以后　　一九八四年一月，史建民参加“计算机与算法语言课”结业考试，成绩不及格；二月补考一次，仍不及格。学校规定四月份还有最后一次补考机会。在这一段时间里，同学们催促他抓紧复习，他听不进去；上课他不专心听讲，下课抄同学们的作业；晚自习时间，他躺在床上看小说；计算机课上机实习，他没去过一次；老师指导复习，从没见过他的影儿。　　他怀着侥幸心理，等待任课教师吴盘仁在判分时“手下留情”。四月五日下午，史建民又补考一次。当晚，他找到吴盘仁老师的家，暗示吴老师，“别和我们过不去”。四月八日上午，史建民再次来到吴老师家，得知自己的补考成绩又不及格（据事后了解，史建民还有两门功课不及格）。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学生四年中如有补考仍不及格的课程，发给结业证书。” 　　按照史建民的思考逻辑：上大学=前途无量，取得毕业证书=有了铁饭碗。如果领不到毕业证书，他的一切如意打算就全都破灭了。整整一个上午，他在吴盘仁老师家纠缠不休。他对吴老师说：“我上五年学，最后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回家还怎么见人？”吴老师耐心地说服教育他，鼓励他，说“即使没有毕业证书，只要努力，也能干好工作。” 　　史建民不听规劝，问吴老师：“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吴老师坚定地说：“你只考了三十八分，我怎么能给你提到六十分呢？我如果这样做，对你、对学校、对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史建民在吴老师家中软磨硬泡到中午，吴老师始终耐心地帮助他，开导他。　　同时，坚持一位教师的职业道德，拒绝“送分”。临别时，吴老师还安慰史建民说：“你先把以后的几门课考好，把毕业设计搞好，毕业设计搞好了，再找我一次。”四月十日，吴盘仁老师向系里汇报了史建民补考的情况，并且对系副主任说：“农民的孩子上学也不容易，能不能再给他一次补考机会。” 　　在以后的二十天时间里，史建民情绪反常。同学们每天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考试，而他不是睡觉，就是伏在桌上写“自传”，他写到：“本想以大学毕业作为今后生活的资本，这条路走不通时，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人们会看不起我，嘲笑我，认为我无能，不值得重用，我将永远抬不起头来，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 　　这个不认真学习，想混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以此攫取个人名利地位的人，当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不断膨胀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主宰了他的灵魂。他在个人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史建民竟开始了毫无逻辑、毫无情理地近乎禽兽的思维，竟把一切怨恨归咎于老师，并用极其凶残的手段杀害了自己的老师。　　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的案例3 　　犯罪心理学分析　　犯罪心理学分为七种分析方法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心理测验法　　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数量统计分析法　　一般犯罪心理学是用来分析大的走私案件　　或者是离奇死亡案件之类的悬疑案的　　犯罪心理学对案情的帮助很大　　它可以给案情提供一套模拟的作案人员的心理活跃动态　　甚至犯罪心理学专家可以根据你的言行　　初步断定你是不是作案人员　　可以把嫌疑犯缩小的最低这样审案的时候也对案情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在中国“心理学科目”都是比较冷的专业　　跟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心理学科”目前不被重视　　但是中国的经济和地位都在飞速的发展　　不过“心理学科”在中国早晚也会成为一大热门行业

5，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出处

其实是当时记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自杀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庄的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500多公里外，毛泽东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共产仙乡”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邓小平、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从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邓小平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大邱庄时代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禹作敏自称是邓小平的“好学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毛泽东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禹作敏多次希望邓小平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公共生活的衰退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王世成说。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大寨的前途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儿媳妇说。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乡村的未来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邓小平、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