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书记乘风破浪，这个世界上有宋思明这样子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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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世界上有宋思明这样子的人吗
2，柯庆施的人物评价
3，上海市长是谁
4，邓小平我的失误是搞经济特区没有加上上海
5，上海市市长
6，姚明和刘翔能给上海的市长带来多大的好处

1，这个世界上有宋思明这样子的人吗

有。比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

这个世界上有宋思明这样子的人吗

2，柯庆施的人物评价

盖棺未定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紧跟毛泽东柯庆施到上海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要胡乔木、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报告提出，上海虽然面对台湾海峡，要加强战备，但要利用和平时机，发展生产，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毛泽东对柯庆施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毛泽东还把上海一个地区的党代会报告批给新华社，要全国报纸转载，这在当时是从未有过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想把这个报告作为动员全国大跃进的一个舆论准备。而上海党代会报告的报告人是柯庆施，柯庆施从此声名大振。这个“八字”方针对上海建设工作确有重大转折的积极意义，也使柯庆施进一步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在此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 年3 月20 日，我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当时上海不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还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如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以及一批地下党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那时我在《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 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由于上海是工业大城市，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后，许多原材料进口不了，发展生产遭到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下，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大协作，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工人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毛泽东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厂厂、人人大搞车子化、超声波化，劳民伤财，搞了大大小小许多设备，在生产上派不了用场。这样做的后果，把科学技术简单化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大搞一言堂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 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在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按：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有一次，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马达，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 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 你说，你说……”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我坐立不安，浑身冒汗，等我冷静下来，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来讲话稿开头，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未写政治局委员，因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柯庆施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 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柯庆施的人物评价

3，上海市长是谁

拓永刚，2012年12月21日(周五、冬至)上任

上海市长是谁

4，邓小平我的失误是搞经济特区没有加上上海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邓小平从1920年9月至1994年2月的70多年中，曾数十次到过上海，他晚年曾连续七次在上海和上海人民共度新春佳节。　　邓小平晚年回忆：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最大的危险有两次都发生在上海；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1988年除夕之夜，申城上海撒满了纷纷扬扬的瑞雪。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内，各界人士700多人欢聚一堂，当邓小平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陪同下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全场沸腾，掌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春意。　　精彩纷呈的联欢晚会结束后，邓小平走上舞台主动与每位演员握手，演员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那一年甲肝病肆虐上海，传染面很大，演员们原想以掌声表达对他的崇敬。但邓小平却都是主动伸出手来，大家握着老人家温暖的手，脸上洋溢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到上海过节，使邓小平回忆起件件往事：　　——他说：“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的住处，要来搜查，在家同志得到情报赶紧搬家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 　　——邓小平晚年时曾告诉女儿：“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在上海做地下秘密工作时，张锡瑗既是他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在上海去世。此时，邓小平正在上海向中央汇报，然而，他汇报完了广西工作，竟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尸体，就匆匆赶回广西。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邓小平进城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入小棺木，但因为进军西南十分紧迫，他又来不及掩埋新棺便挥戈西进了。1991年6月26日，邓小平为安葬张锡瑗的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题写了园名。他的子女们也代他去墓地瞻仰，向长眠在这里的张锡瑗敬献花圈。　　——晚年的邓小平几次到上海都认认真真地说：“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原来1949年他和陈毅在上海参加一项庆祝活动，从办公地点到会场很近，街道不宽，又有警卫保护，但几分钟内，别在邓小平胸前的一支派克钢笔，就被偷走了。难怪他至晚年对此事还耿耿于怀。　　邓小平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他坦言：“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自责：“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欢度春节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3月3日，他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又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他还特意请李鹏同志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不久，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作出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将此作为今后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　　1991年1月，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了上海。春节前，他和卓琳及两个女儿，视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参观了中美合作MD—82飞机总装车间。总经理简明地汇报说：通过中美合作已在上海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民用航空工业基地，生产的10架飞机有5架返销美国。同时希望国家制定保护民族航空工业的政策。听汇报期间，邓小平不时地提出问题。听完汇报，他点头表示赞同。随后，他的目光环视着周围的人说：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国际合作，飞机制造业是很有前途的。如果我们的飞机价格比美国便宜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可以出口，特别是向第三世界出口。说到这里，他又面向陪同的同志说：“可以把飞机生产与浦东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 　　2月13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人们都在忙碌着春节的事。地处闵行的新中华机器厂内，驶进了几辆轿车。车停稳后，邓小平等走下车来，参观了“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部分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　　邓小平知道，20天以前，我国第一枚120公里高空低度探空运载火箭——“织女三号”在海南探空发射场首次发射试验成功，从而填补了我国在空间领域这一空白。当时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就很高兴。　　此时，邓小平右手拿着导弹模型，耳边听着女儿的说明，两只眼睛紧紧地注视着这几十厘米高、直径为几厘米的模型，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当他听到“长征四号”运载火箭连续两次发射成功一号气象卫星的介绍时，显得非常高兴，说：“这是万无一失，能办到了，了不起！”他握着总设计师孙敬良院士的手说：“感谢你们的工作。” 　　2月17日，春节已过，返京的日期迫近。邓小平和卓琳在住地的院内散步。他身穿咖啡色大衣，手拄拐杖，往前走着，左侧的卓琳不时地手指着前方，靠近他的耳畔讲着。空旷的院落内一片寂静。然而，邓小平的心却难以平静…… 　　按照日程安排，18日要去浦东视察。今天，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前来住处汇报了浦东开发情况。当时，邓小平就对他们讲：“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他鼓励说：“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第二天，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浦东南浦大桥工地视察。他虽然头发已经灰白，但仍旧精神抖擞。工地负责人和工程技术负责人急忙迎上前来，双手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心中感到格外温暖。工地上人多路窄，有的地段不大好走，邓小平在朱基的陪同下，一边行走，一边听着工地负责人的介绍。南浦大桥是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桥全长8346米，是我国最大、世界第三斜拉索桥。这一年的11月19日，举行了建成大桥的典礼，由邓小平题写的“南浦大桥”四个大字，就镶嵌在109米高的桥塔横梁上。后来，邓小平视察南浦大桥了解到大桥提前45天竣工，节省投资526万元，而且质量很好时，微笑着问：“都是你们自己干的？”当得知从设计到施工都是上海人干的时，他连声称好。此时，他登上了新锦江大楼顶层，俯瞰上海市容。在摊放着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图的桌案旁，邓小平和卓琳坐下来，像战争年代看地图一样，一丝不苟地审视着规划图。两个女儿在身后不时地指点着图上的标志讲解着。平时不苟言笑的邓小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说：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大桥不行。　　邓小平还深有感触地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他像当年命令大军发起大战一样斩钉截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一年后，他提出，搞四个经济特区应当把上海加上，没有加上是自己的一个大失误。　　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是上海。按照他平时起居习惯，原定是1月31日上午8时30分下火车。但他考虑到车下有人等，结果一清早就起身，吃过早饭，在火车7时15分到达上海时就下了火车。这一次在上海过春节，邓小平的活动很多，公开露面的就有6次之多。　　2月10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海贝岭公司接待室。他饶有兴致地看完12分钟的公司简介录像，仔细听取公司经理汇报，并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了芯片上的线路，之后认真地说：“要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停下了脚步。听着讲解，他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一时大家愣住了，邓小平却意味深长地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众人静静地听着，认真地思索着。　　两天以后，邓小平视察闵行开发区时，又谈到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天上午风和日丽，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闵行开发区紫藤宾馆。他坐在开发区巨型模型前，一边听汇报，一边提问题，作重要讲话，不知不觉已大大超过了原计划时间。　　陪同的负责同志怕他太累了，站起来催促说：“我们应该走了。”没想到，邓小平突然站起来说：“我还要说几句话。”他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大家，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姓"社"还是姓"资"？现在不是争论得很多嘛。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实践证明，承包制姓"社"不姓"资"。……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谁也没想到，他的“几句话”一讲就是近20分钟。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报以热烈掌声。　　1993年的除夕之夜，邓小平第六次在上海与上海人民共迎新春佳节。当他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精神焕发稳步地步入会见厅时，大家起立鼓掌。上海负责同志迎上前去，首先转达了江泽民同志向邓小平的电话问候。邓小平笑着回答：“请你们代我向江泽民同志和各位中央同志拜年。” 　　接着，上海负责同志又代表上海1300万人民向邓小平拜年，邓小平热情接受，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兴地说：“上海人民在1992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今年再努力一年，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看到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非常高兴。在住地，他和卓琳同特意穿上新衣服的女儿们合影留念。　　1994年在上海第七次过春节，是邓小平晚年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外出视察。春节前，他在寒风细雨中视察了浦东。看见浦东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邓小平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女儿风趣地问：“爸爸从来不作诗，今日怎么诗兴大发？”邓小平认真地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面包车停在雄伟的杨浦大桥上，尽管车外冷风细雨，寒气逼人，邓小平还是不顾劝阻走下车来，沿桥走了几十米。工程建设负责人汇报说：杨浦大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斜拉索桥，并指着邓小平题写的高挂在大桥主塔上的“杨浦大桥”四个大字说：“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有十四平方米。”邓小平抬头往上一看，笑了。邓小平深沉的目光缓缓地望着大桥，心中涌动起一阵阵自豪。他高兴地说：“感谢上海的工程技术干部，感谢上海的造桥职工，向他们问好！”他握住工地建设负责人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1994年的元旦之夜，邓小平由上海市负责人陪同，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3层旋转餐厅，居高临下，俯瞰着上海不夜城的璀璨景色，深情地说：“上海大变样了。”寥寥数语，浓缩了他对上海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寄托了他对上海发展未来的深切期望。正在大酒店欢度节日的中外旅客，意外见到邓小平，情不自禁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向他表达敬意和问候。邓小平也含笑频频招手致意。　　春节过后，邓小平将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了。火车将要启动。他像想起了什么，又特意请上海市负责同志登上列车，殷殷嘱托：“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邓小平乘车远去，再也未能回来，但他对上海负责同志谆谆教诲、语重心长的希望，却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