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显然诸葛亮用“南阳”指代郡治宛，实际上这是一种惯用用法，如《后汉书》“南阳，洛阳城南七百里（约今500里）”、《南都赋》“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孙坚传》“比之南阳”、《张绣传》“张绣在南阳”这里的“南阳”都是宛城，是不能理解为南阳郡的。
1、襄阳无西至万山，隆中山下黄家湾，为什么襄阳黄家湾也在万山西？
诸葛亮《岀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东晋襄阳人习凿齿既说“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又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前一句话与东晋之前众多史料互相印证，可视为信史；后一句对隆中的定位则与今襄阳”古隆中”对不上码，襄阳人坚称”古隆中”即为习凿齿”号曰”那处”亮家隆中”，但”古隆中”明明是在汉水南岸，怎么可以是”南阳之邓县”属地？是习凿齿说谎，还是后世”襄阳说”群体指鹿为马？假定习凿齿没有说谎，这个”号曰隆中”当时一定在汉水之北（汉水之襄阳牛首—万山河段主河道在历史上曾经偏移有记录，假定习凿齿”号曰隆中”时，汉水主河道紧贴隆中山北侧山脚，此时包括隆中的今泥嘴镇一带在汉水北岸），属”南阳之邓县”才合乎逻辑。
显然，今天位于汉水南岸隆中山南坡的”古隆中”，并不在汉水泥嘴万山段河床上，故不在汉水主河道偏移范围内，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南阳郡地盘，与”躬耕于南阳”没有关系，而”襄阳说”朋友坚持认为今天的”古隆中”即是习凿齿所说的”南阳之邓县”隆中；显然，是现代”襄阳说”群体在瞎掰。（邓县隆中的正确打开方式）诸葛亮《黄牛庙记》、《出师表》仅提到”躬耕南阳”，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仅提到诸葛玄“往依”荆州刘表，并无襄阳、邓县、隆中这些地名出现，直到诸葛亮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东晋时代，”隆中”二字先后出现于王隐《蜀记》和习凿齿《汉晋春秋》中，
摘录一段《蜀记》文字：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即孙兴《祭诸葛丞相文》）这是”隆中”二字在历史文献首次出现，”隆中”相伴”隆山”出现，而隆山又在”沔之阳”。结合上下文理解，王隐所说”至隆中，观亮故宅”，应是对下文引用李兴祭文所描述刘弘遥祭诸葛亮——天子命我，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一过程的概述，
由此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王隐《蜀记》的”隆中”无亮宅，仅为刘弘遥祭诸葛亮之地。从李兴《祭》文的文字描述中，可以提练出如下信息：一、“沔之阳”隆山（隆中）在汉水北岸；二、“轼（诸葛之故乡）”：隆山坡势平缓，古人可驱车登顶遥祭（轼：古代兵车前方扶手，引申为一种行车礼仪：扶轼俯首），那么，“沔之阳”隆山/隆中位置在哪里？王隐、李兴语焉不详。
”襄阳说”认为《蜀记》的隆山/隆中对应今天位于汉水南岸的隆中山/古隆中，显然大谬：首先“沔之阳”越不过去；其次，“隆中山”无法让刘弘驱车登顶；第三，“古隆中”就在隆中山脚下，刘弘到山顶上“轼”什么？逻辑不通，故李兴《祭诸葛丞相文》中的沔之阳隆山（王隐谓之“隆中”）必然另有其地。郦道元《水经注•比水》记述了一处位于古南阳郡地盘上的隆山：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
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水西南流，径湖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国也。”湖阳隆山，今称廖山、蓼山，位于今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东（东汉南阳郡湖阳县），是一片半丘陵地带中最突出的一座南北走向的狭长山丘，坡势极缓，南侧有马车道直通山顶，古人驱车登顶无碍。其方位、地貌与李兴《祭》文所述刘弘所登之隆山高度契合，
如果不带学术偏见，几乎可以断定此古南阳郡范围内唯一见诸记载的“隆山”，即为王隐《蜀记》引李兴《祭》文所载刘弘“轼诸葛之故乡”所登之隆山。（唐河县湖阳镇蓼山，即《水经注》所载之”湖阳东隆山”）二、史载”襄阳无西”，言其界促，史家公认襄阳西界万山，万山以西是东汉南郡中庐县，但“襄阳说”由某史学泰斗领衔“调整”了东汉南郡、南阳郡行政区划，把涵盖“古隆中”的万山以西一小块地方“论证”成南阳之邓县辖境，公然违背历代典籍文献中“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史记》）”、“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南都赋》）”、“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晋书》）”、“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襄阳记》）”等连续一致的记载，堪称指鹿为马、横柴入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