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洛阳与长安相距并不远，在长安大旱时，实际上洛阳也有旱情。（长安）实际上，从唐高宗时期开始，洛阳就被确定为唐朝的东都，到了武则天时，更是将办公地点搬到了洛阳，将洛阳命名为“神都”，虽然洛阳和长安都经历过战火和灾害，但是洛阳的灾情比较单一，受灾程度也远远小于长安，更为重要的是，洛阳拥有优越的粮食供应保障。
1、为什么定都洛阳兴盛，定都长安衰亡？
都长安者盛世统，迁洛阳者天下分。我们看看先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怎么说：“陕西居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头项也”！这就是“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也”的形象写照。“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所在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勢。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北；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喪乱，
2、唐朝时期为何要定都长安，后来又定都洛阳？为何？
长安是唐朝的首都，也是唐朝中前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长安历史悠久，地处八百里秦川之中，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拥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但是唐朝中期之后，随着长安地区人口不断增加，这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对唐朝来说，是一种荣耀，也是一个大包袱。因为长安及附近地区人口爆涨，给唐朝政府形成了极大的人口压力，而这一时期，长安附近地区水旱频仍，粮食供应也一度非常紧张。
因此，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选择一个物产更为丰富、交通更为便利的地区，去分担长安的人口压力，缓解关中地区紧张的粮食供应，而与长安相距并不十分远的另一个古都洛阳，便是唐朝最好的选择。（长安）实际上，从唐高宗时期开始，洛阳就被确定为唐朝的东都，到了武则天时，更是将办公地点搬到了洛阳，将洛阳命名为“神都”，洛阳也因此成为唐代长安之外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在唐朝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说，爆涨的人口和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唐朝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而这种环境上的恶化，是由长安持续不断的水、旱灾害引起的，一、唐朝的气候特点气象学专家对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的三百年间长安和洛阳两地的自然灾害进行过统计，在这三百年中，长安地区发生水旱灾害共有119次，而洛阳地区仅有58次，长安是洛阳的两倍还有余。
双方在水灾发生次数有一定的同步性，相差不是特别大；但是旱灾方面，长安远远多于洛阳，而且灾情比较严重，频率也很高，我们观察一下气象学上著名的“竺可桢曲线”，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公元六世纪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历时四百年的“暖期”，也就是“隋唐温暖期”。根据对一些古树年轮的研究，这个暖期的前期是一种暖湿性的气候，当时中原地区的整体温度比今天要高0.3到0.5摄氏度，
而公元780年到920年间，又出现了一个“冷谷”，平均气温又比现在要低0.8度左右，甚至在部分地区气温低于“明清小冰期”。（洛阳）这种气候上的变化，导致了唐代中前期气候暖湿，后期冷湿，但总体降水较多，受这种气候影响，长安、洛阳所在的黄河流域和关中平原，都表现出水灾中间多，两头少；旱灾中间少，两头多的特征。
表现在水灾和旱灾上，两地在唐朝前期和后期以旱灾为主，而中前期和中期以水灾最为常见，二、旱灾对长安和洛阳的影响据《旧唐书》记载，唐中宗之前，长安附近出现过大的旱灾共有四次，其发生年份为贞观十三年、二十三年；垂拱元年和久视元年。这几次旱灾受灾面广，持续时间长，对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唐朝经济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对长安地区的百万居民吃饭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旧唐书》对贞观十三年的大旱是这样记载的：“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减膳罢役，分使赈恤，申理冤屈，乃雨”，（长安）这次旱灾，使得长安地区无法播种，幸亏此时隋朝积攒的大批义仓之粮尚未腐坏，李世民紧急调运这些隋朝留给自己的粮食，才勉强解决了长安地区的吃饭问题，要不是当年杨广的库存，这次大旱对唐朝和长安居民造成极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