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时，根据转入地方的干部不参与授衔的规定，周保中也就没能参与授衔。因抗联路军级、军级在55年授衔前或牺牲，或早已转入地方工作，均没能参与授衔，到55年授衔时，抗联在军队中任职的高级将领也就只剩下师一级的了，根据授衔标准最后被评为少将。
1、1955年授衔时，一共授衔了多少位上将？都是谁？
我军在建国初期曾经设立过“总干部管理部”（1950年7月），后称为总干部部，当时是与总参、总政和总后并列的级别，是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而最早兼任“总干”部长的，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实际上，总干部部于1950年底就已经向军委提交报告，把给军队“评定军衔”作为1951年的首要任务，那为什么迟至1955年才正式授衔呢？（李天佑上将）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正在不断升级，军队的中心任务是要作战；第二是华东沿海局势也比较紧张，各部队要进行备战；第三是评衔工作非常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尤其是已不能光考虑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要考虑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队职务问题，因为这场战争再把大兵团作战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如1951年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中，我方首席代表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同志，对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由于我方还没有军衔制度（人民军也是有的），因此在会见时确实比较尴尬，因为体现不出来职务级别。为了在气势上不落下风，代表团只好临时给邓华安上一个“军衔”，笼统地称为邓华将军，1955年，邓华才正式被授予上将军衔，
（邓华上将）直到1952年4月彭总回国治病，中央决定让彭总留下来主持军委工作，同时与罗荣桓共同负责军衔评定工作，我军正式授衔的工作才开始启动。而这一年最主要的相关工作，是全面完成了干部评级工作，也就是“军队级别”体系的确立，全军从军委主席级到战士级，共设置了十一等二十四级，为军衔的授予奠定了基本依据，
是年11月12日，军委召开会议决定在1954年1月准备实行“四大制度”，即军衔制度、薪金制度、征兵制度和后来增加的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同时，为了核定工资待遇和与地方对接，各级军衔还对应了行政级别。比如共和国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开国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国务院副总理待遇，（上将之首肖华）而开国上将根据规定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如果不太理解的话，可以比较一下，当时的“正省级”也是行政五级。
换句话说，开国上将和各省、自治区的主要领导是同一级别的，所以在军衔评衔时，要同时考虑被授予者的军队级别和军队职务两个方面，只有个别例外，比如起义将领或者已经转入地方工作的将领，先说军队职务，在正式授衔前的1955年5月20日，曾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表》，其中规定了兵团司令员以下各级职务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明确了编制军衔为一职一衔或一职两衔：（陈锡联上将）1、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军兵种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大将军衔；2、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北京、南京、济南、广州、昆明这六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军兵种副职；军事、政治学院副职；兵团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中将军衔；3、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这六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军兵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司令员、政委授予中将至上将军衔。
后面两条是有讲究的，前者的意思是“多数为上将衔，个别可以授中将衔”，后者的意思是“多数为中将衔，个别可以授上将衔”，这是由各大军区、总部各单位、各军兵种的重要性程度来决定的，比如西藏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就不可能跟任务艰巨、部队数量较多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相比，（乌兰夫上将）再说军队级别，当时设置的正、副、准兵团级所对应的军队级别分别为三等一级、三等二级、和三等三级，绝大多数“正兵团级”将军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部分“副兵团级”将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只有个别“副兵团级”将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前面说过了，军衔的评定是军队职务、军队级别双重标准考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