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等，都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从“水乡文化”这一元素来考量杭州，也不能因为“杭州没有绍兴那样的乌篷船、六大水乡古镇里没有一个是属于杭州的”等这样的现象，就来判断杭州缺乏水乡文化，像这类徽商杭州有很多，他们在杭州经营包括艺术品在内的多种行业。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的这句诗道出了西湖美的神韵，使之成为人们向往之地，而西湖所在地杭州，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备受文人雅士、巨商大贾的青睐。明末清初，作为与苏州并称的江南两大都会之一的杭州，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及附近地区的经济联系了起来，杭城经济由此而逐步繁盛，
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杭州书画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那么，这一时期杭州的艺术圈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与周边书画圈的紧密交流杭州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便于省内外各地往来，隋大业六年（610年），京杭大运河开通，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贯通，杭州成为大运河南端的终点。运河的开凿使杭州“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行都”，
据统计，明代杭州与域外交通线路至少有15条之多。当时杭城水路商埠主要集中在湖墅、江干两地，货物由水路运到这里集散，杭州繁荣的艺术市场及发达的水运商路，串联了周边地区的书画市场，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画交易网络。那么，杭州与徽州、苏州、嘉兴等附近地区书画市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从地理上看，杭、徽素来关系密切，
杭、徽为毗邻州府，仅隔一天目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达杭城。当时“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共715里，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古董商兼书画交易人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
而徽人收藏的古玩更是不计其数。吴氏曾于1639年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
”可见徽州地区的收藏之盛。拥有富饶物产与繁盛书画市场的杭州，自然吸引了众多徽州鉴藏家和富商的到来，汪汝谦就是典型人物，他与董其昌、陈继儒为好友，在杭州的鉴藏圈中颇有名望，像这类徽商杭州有很多，他们在杭州经营包括艺术品在内的多种行业。吴其贞有在杭州昭庆寺徽人摆摊的书画铺中购买绘画作品的经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徽人在杭州开设艺术品店铺。
除了徽州外，杭州和嘉兴的联系相对更紧密些，嘉兴处于苏、松、杭、嘉、湖等五府的中心，所以文人鉴藏家及古董商来杭州时，嘉兴是必经之地。因此，嘉兴是江南书画艺术品流通的集散地，据《味水轩日记》统计，李日华过眼的宋以前的画104件，元画251件，明画346件，合计701件之多。8年间，往来于味水轩的古董商贩达256人次，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验证当时嘉兴的书画流通之盛。之所以形成这般局势，既有地理的原因，又与当地几位收藏巨贾有关，嘉兴有项元汴“缥缃墨粉，富甲东南”的天籁阁。甚至比项元汴晚数十年的汪爱荆、汪砢玉父子，在项去世24年后筑于城南的东雅堂，都早已声名显赫，项家豪富，聚藏珍玩无数，在当时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正如王世贞所言：“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赀产不如耳。
”项氏藏品之丰厚可见一斑，嘉兴有如此巨富的收藏家，吸引了大批古董商人到嘉兴兜售书画，尤其是附近杭州的古董商显得十分活跃。除嘉兴外，杭州和苏州亦相互影响，苏州书画市场十分繁荣，使得唐寅、都穆、祝允明等画家，几乎完全将书画作为商品来对待，因此，苏州也是杭州及江浙地区的收藏家、古董商常去之地，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中多次提到在苏州会晤鉴藏家和收购古玩书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