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设计研究院陶建，神十的发射过程神十在太空进行了哪些科学实验神十发射成功的重大意义

来源：整理时间：2022-12-04 02:14:41 编辑：上海生活手机版

1，神十的发射过程神十在太空进行了哪些科学实验神十发射成功的重大意义

溢出效应　　1970年，赞比亚的一名修女写信给美国宇航局（NASA）科学副总监恩斯特·史都林格。她在信中问到，地球上还有那么多儿童在挨饿，为什么要去探索火星？史都林格在回信中说：“通往火星的航行并不能直接提供食物解决饥荒问题。然而，它所带来的大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可以用在火星项目之外的领域，这将产生数倍于原始花费的收益。”有人将这称为“溢出效应”。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专家陶建中最近表示，“神舟十号”的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达到26%左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如果该技术能够继续研发，进一步降低成本，将可以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王昆声表示，我国近年来开发使用的1100多种新材料中，80%左右是在航天技术的牵引下研制完成的。　　在“神舟七号”的任务中，中国曾第一次开展固体润滑材料的外太空暴露试验。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光电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试验了两千多次后，研制出了能够可靠锁紧和便于解锁的实验装置。在太空时，航天员通过简单的动作，就能将试验装置取下和回收。这个实验后来的成果就是获得一种新型的润滑油和一种新型的润滑脂，它们都可以帮助解决空间遥感仪器精密轴承的润滑问题。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固体润滑材料就被用于航天器。也有一些润滑产品后来进入民用领域，用于汽车和家电当中。　　解答争论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一些在地球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就迎刃而解了。　　植物学家们早就发现，植物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其顶端是摆动上升的。人眼直接观察很难看到植物这种相对缓慢的运动，但是用延时摄影技术拍摄下来就很明显了。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假说。　　最早提出解释的是达尔文，他认为这种运动是植物内在的行为。但是瑞典的两名学者则认为植物的摆动仅仅是它感应重力的结果。假如我们将一株植物根部向上倒立过来，它会知道自己被倒置了，然后让根和茎向反方向生长。这是因为植物内部存在一种与人类的耳石相似的物质，能够让它根据重力寻找平衡。后一种假说的提出者则认为，植物在平衡的过程中总是会矫枉过正，然后不得不再往另一个方向调整，接着又过头，于是再调整……如此循环。　　这两种假说究竟哪个正确，直到太空时代的到来才得以判别。最早在上世纪60年代，科学家在卫星上搭载了植物，想看看在失重环境下，植物会怎样运动。这一次实验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后来在国际空间站的任务当中，这个问题才终于得到解答。在失重环境下，植物的摆动幅度变小了；人工模拟重力后，它又恢复到在地面时的摆动幅度。这说明，达尔文是正确的，摆动是内生的，重力的效果是加大这种运动。　　生理检测　　神舟飞船上的许多空间科学实验都与人体密切相关。在“神舟九号”的实验任务中，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微重力环境下进行了系统的人体生理学实验，在任务飞行前、中、后同步检测动脉脉搏、静脉脉搏、脑电和眼动。　　在这次任务中，研究人员还积累了航天员的骨代谢数据，以研究在失重环境下如何防止骨丢失。“神舟九号”共进行了15项航天医学相关实验，包括失重条件下扑热息痛的药代动力学研究、航天员睡眠清醒生物周期节律监测等。　　在这些课题中，许多有趣的科学问题有待解答。比如，在以往的空间和模拟微重力的实验中，科学家都观察到了人和动物骨质疏松的发生，但是究竟是什么机制造成这样的结果尚不清楚。意义.1、神舟十号发射成功中国进入应用性太空飞行时代。 2、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完全掌握建设和运行可供人长期居住的太空站的关键技术，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这是神舟飞船的第10次发射，距离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飞太空恰好10年。这一期间，共有10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神州十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们这种航天实力的进步，军事力量的提升，太空资源的了解！无疑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拥有永久性空间实验站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是中国逐渐成为太空强国的一个缩影。此时中国人在探索未知宇宙的梦想和实践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已经完全掌握建设和运行可供人长期居住的太空站的关键技术，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神十的发射过程神十在太空进行了哪些科学实验神十发射成功的重大意义

2，神八飞船对接我想了解下

天宫、神八对接口可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联通”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已在轨运行20多天，目前它已做好准备，等待与神舟八号飞船来个“深情一吻”。昨日，在第三十五期院士专家讲坛上，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陶建中为市民解说了“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的过程。据陶建中介绍，“天宫”与“神八”对接时采用的对接机构由上海航天人研制，在原理、结构、尺寸与国际空间站基本保持一致，如果需要，将接口等做适应的修改，就可与国际空间站互相对接“联通”。　　天宫、神八对接技术先进　　美联社9月29日一则电讯称，从技术角度来看，“天宫一号”的发射相当于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对此论调，陶建中回应“绝对不是”。　　据陶建中介绍，上世纪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确实实现了航天器的交会对接，但是当时使用的传统的“锥-杆”式结构，一个航天器的对接口内是接收锥，另一个航天器上装有对接碰撞杆，碰撞杆渐渐指向接收锥内，接收锥将杆头锁定，对接后需要航天员将机构拆除才能形成通道。但是，“天宫一号”和“神八”对接采用的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上世纪90年代周边式对接机构，简单来说就是整个机构装置全在周边，中间留有直径0.8米的通道，这样的通道更利于航天员走动，适合大质量的航天器对接。这种对接机构有118个传感器进行测量，5个控制器接发指令，上千个齿轮轴承进行力和运动的传递。　　此外，为了研制对接机构，上海航天人还建造了完整有效的地面模拟实验系统，该系统让俄罗斯的专家都连连称好。　　“深情之吻”10分钟完成　　在昨日的院士专家讲坛中，陶建中给市民详细描述了交会对接的过程。据他介绍，“天宫”和“神八”在交会前都处于高速运行状态，时速达到28000公里以上，因此空间交会对接的难度很大。在“深情一吻”的过程中，对接机构需要完成碰撞、捕获、缓冲、校正、拉近、拉紧、密封、刚性连接等八个动作。　　这些动作都列有精确的完成时间，具体来说，碰撞、捕获、缓冲共需要60秒，强制校正需要80秒，拉近需要240秒，拉紧则需要220秒，加上之后的密封和刚性连接，完成“一吻”总过需要10分钟。　　据陶建中透露，“天宫”和“神八”使用的对接机构在原理、结构、尺寸与国际空间站基本保持一致，如果需要，将接口等做适应的修改，就可与国际空间站互相对接“联通”。“我们从技术到思想上都做好了准备，究竟能否真正联通，需要看接下来发展的需要。”陶建中这样说。神八结构中国在神八、神九、神十任务中，将突破无人与有人飞船对接技术，并建设首个名为“天宫一号”的空间实验室。这是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神七任务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张建启在接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专访时透露的。　　“天宫一号”之后，将发射“神八”、“神九”、“神十”与之对接。关于对接类型，张建启说，“神八”肯定是无人对接，有人对接是“神九”还是“神十”，主要看“神八”交会对接是否顺利，只有3次对接成功，第二步战略目标才能全部达到。　　“交会对接”成功无疑是达成战略目标的关键，而这是举世公认的航天技术瓶颈，在国外载人航天活动早期，航天器在空间交会对接过程中就曾失败。比如，俄罗斯“进步M3-4”飞船与“和平”号空间站在对接过程中“相撞”。　　对于我国的交会对接技术实力，神舟飞船原总设计师戚发轫说，“神舟”系列飞船从“神舟”八号开始有了许多技术改进，成为一种崭新的天地往返飞行器。其中，交会对接功能是其最主要的特色，航天员可以根据电视图像操纵飞船，使其紧跟目标飞行器。　中国在研的空间实验室采用两舱结构，分别为实验舱和资源舱。实验舱可保证舱压、温湿度、气体成分等航天员生存条件，可用于航天员驻留期间在轨工作和生活，密封的后锥段安装再生生保等设备。实验舱前端安装一个对接机构，以及交会对接测量和通信设备，用于支持与飞船实现交会对接。资源舱为轨道机动提供动力，为飞行提供能源。神八从外观上和神七有什么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在轨道舱外面伸出了一个脖子，这些脖子就是交会对接当中所要用的，如果近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它前面有一个神色的圆环，它叫接触环，在接触环上面还有三块突起，它叫做导向板，导向板起到什么作用呢？我用一个动作来给您做一个说明，如果我们的手指快速运动要对上需要一定的控制力，如果我们把手指交叉事情变得容易多了，导线板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通过这个导向板做一个类似的手指交叉对作，能够把这个误差调整过来。其实在神八上还有一些变化是我们目测看不出来的，比如说它的太阳板，它的天线，像这个太阳板你会发现它的材质、大小似乎是差不多的，但是功率是大大提高了，原因是我们的“神舟八号”上有很多的耗电大户，因此需要我们的“神舟八号”有更大的输出功率。

神八飞船对接我想了解下

3，宣铁吾的恶斗

抗战胜利后，宣铁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长，后由于荣德生绑票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宣又兼任警备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红人。宣铁吾与杜月笙几次三番斗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个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铁吾何以敢和他对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蒋经国的支持。一、宣铁吾和蒋家的关系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他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铁吾和陈兆龙、张秋人等过从甚密，曾一度加入过CP。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宣考进军校，为第一期学生。黄埔学生中有左倾的“青年军人革命同志会”和右倾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宣铁吾进黄埔后，思想即逐渐倾向于后者。当时，蒋介石和蒋经国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为表现忠诚，又升为侍卫长。在黄埔这段时期，宣铁吾和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似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抗战期间，浙东尚未沦陷时，蒋经国在奉化溪口旧宅读书，由马公愚讲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铁吾经常往访，作彻夜长谈。时宣铁吾已是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的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成为身兼数职的浙江屈指可数的红人。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宣铁吾对蒋介石忠诚，与蒋经国的观点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颇得蒋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蒋介石是个多疑的人物。他组建中统和军统，本来有相互牵制之意，但后来戴笠青云直上，权大包天，到抗战末期，蒋介石对之已有戒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参加的有宣铁吾、钱大钧、胡宗南等人，唯独没有戴笠。小组表面上的任务是平衡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组织的矛盾，实质上也有抑制戴笠权势的性质。蒋经国是深切了解内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铁吾。蒋经国和宣铁吾都对当时的贪污和大发劫收财的现象深为反感，而这些丑事大部分是由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干的。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之深，可以说甚于蒋、宣。蒋、宣后来和杜月笙的斗法，实质上是对抗军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接管上海前，蒋介石已决定钱大钧任市长。当时，吴铁城和戴笠都曾推荐上海警察局长的人选；钱大钧也开了一套班子的名单。蒋介石对上海所有各局人选，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长一职，亲自点名由宣铁吾担任。这样一来，钱、戴、吴不仅无话可说，而且也真正感觉到了宣铁吾的份量。蒋介石所以这样信任宣铁吾，与蒋经国的推荐和促成分不开。宣铁吾上任后，就提拔不属于中统、军统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俞是奥国留学生，为中国甚少的警察法学博士）；宣的亲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别任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但为了敷衍戴笠，也录用了一些军统的人，如张师、张达。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蒋经国平生对两个人最称知己，一个是宣铁吾，另一个是王新衡。王新衡是军统的头头。后来蒋经国到上海，经常住在宣铁吾家中。从上可知，宣铁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对抗，主要是蒋经国在幕后支持。宣在上海并无社会基础，而杜月笙这个“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人物，却对蒋经国、宣铁吾的联合力量感到束手无策。二、抗战胜利后的杜月笙杜月笙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起，结识了蒋介石。杜在青帮中的辈分极低，这是杜一生最感苦恼的事，但由于他后来和戴笠结下不解之缘，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谋划策，因此，实质上成了上海工商经济和黄色工会的幕后操纵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杀中虽然有“功”，但并未博得蒋介石的过分青睐，直到抗战，杜竭力赞助戴笠组织“总动员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方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任主任委员，杜月笙、杨虎等任委员。杜慷慨解囊，捐助轻武器快慢机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个支队，其中如陆京士、水祥云等人，都是杜的门徒。这支杂牌部队，就是后来戴笠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抗战胜利，军统特务“五子登科”，大发劫收横财，当然也和杜月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抗日胜利后的上海，钱大钧虽是市长兼警备司令，但只是一个空名，掌握大权的实际上是吴绍澍。吴在国民党系统内不是个头面人物，但因吴开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庆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直由吴绍澍负责。所以一旦胜利，他就从地下冒了出来，蒋介石不得不给他些头衔和权力。当时，吴绍澍身兼东南军政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三青团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社会局长和《正言报》社长等重要职务，红极一时，炙手可热。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吴绍澍。吴当时年少气盛，他一登上“宝座”，就头脑昏昏，公开和杜对峙起来。对于初出茅庐的吴绍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团根本不放在眼里。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势力是在黄色工会，因此，吴就任社会局长，他们就首先开刀。杜想让吴开先当社会局长，陆京士当黄色工会总头目，以此来控制上海的工人。1945年秋冬，抗战胜利后不久，杜一手包办的黄色工会就以“改善工人生活”为借口，闹起风潮，搞得吴绍澍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以“办事不力”被轰下了台；再加上中统、军统纷纷告状，吴绍澍竟被剃了个光头，只剩下了《正言报》社长一个闲职。对于杜月笙这种做法，蒋经国和宣铁吾尽管袖手旁观，但更加深了本来已有的反感，认定杜是要以黑手统治上海，因此决心和杜较量一番。吴绍澍倒台后，杜月笙的触须事实上已经紧紧缠住了上海的银钱业、棉纺业、轮船业和黄色工会等等，但杜的公开身份，始终只是“中汇银行董事长”和“恒社”社长（“恒社”是杜月笙门徒以社会团体面貌出现的青帮组织），此外就是办办“浦东同乡会”、“上海小姐选举”等无聊的事。不过，杜月笙对于军队和警察，对于蒋经国和宣铁吾，却毫无办法。三、万墨林案件的前因后果万墨林是杜月笙的总管，为杜门第一红人。早年，他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装鸦片烟，很得杜的信任。日伪时期，万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一经胜利，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杜回上海后，万更红得发紫，一蹴而升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之为“米蛀虫”，万墨林当然首当其冲。在蒋、宣和杜的斗法中，他第一个受到冲击。1946年7月1日，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工潮、学潮频起，社会局势动荡。宣铁吾认为是杜月笙所操纵的恶势力哄抬物价，如不镇压，局面不得平静，于是，就决定拿万墨林开刀。这当然是“杀鸡给猢狲看”，冲着杜月笙来的。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宣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并招待记者，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杜月笙很明白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忧心忡忡。杜的“智囊团”如陆京士等则不以为然，认为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他们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业公会、黄色工会为武器，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运不出来，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宣铁吾针对这些论调，宣称“治乱世用重典，政府为民除害，杀一儆百，责无旁贷”。这样一来，万墨林已有被杀头的危险。杜家在惊恐之后，苦思对策。他们一方面叫军统的小头目戚再玉（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是个手操生杀大权的红人）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杜月笙有个门徒陶建芳，黄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团团长、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和第三战区高参等职。陶既和宣铁吾熟悉，又对杜唯命是从，是个两跨的人物。但陶不敢亲自去对宣铁吾讲，就在深夜坐着杜的自备汽车，来找我商量，说万墨林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视。我不好推辞，就让陶去了看守所。陶向万转达了杜月笙的关心。当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来到我家中，杜月笙装得一脸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误会”。我感到难以下场，若不识抬举，贸然得罪这位“大亨”，事情就麻烦了。我就给想了个办法，要陶建芳亲自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告诉他，如果拿到病危证明，也许可能试行交保就医。我当时认为他们通不了这个关节；万一弄来证明，公事公办，也可没有责任。不料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果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请求处理。我内心明白，落得顺水推舟，就冒了个小小的风险，将万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事后向宣铁吾报告时，他大为震怒，一面斥责我不该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这位所长一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而我也领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铁吾恐怕也难应付。后来和宣铁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并不是非置万于死地不可，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关于宣杜交恶，还有一段插曲可说。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寿。杜和京剧界的关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戏两天祝寿，一时名角云集，轰动全国。宣是个京戏迷，只要名角，无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这样的盛会，宣怎么肯放过？但杜月笙请他，他又不肯去。杜当然发了请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开出席，这个座位就只能空着。但宣却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然没有一个认得出是“宣司令”。（那两天演戏，宪兵从傍晚起就将南京路到北京路这一段封锁，只凭请柬入内）。中国大戏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竟掉下来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的座背上。这一来，全场目光，顿时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下不了台，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无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都遭到宣的拒绝。四、杜维屏被扣与获释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定，蒋介石却仍然挣扎，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坐镇上海，由宣铁吾配合，希望消灭贪污，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以利前方。蒋经国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二楼办公。此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除宣铁吾外，还有王新衡。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经国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宣铁吾为了配合，即在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缉查机构，专门缉捕奸商；我当时即在此部门任职。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看到蒋经国、宣铁吾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他既和蒋经国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维屏既将被扣时，又通风给杜，叫杜注意。这样一来，吓得杜对45万港币一时未敢下手。但据我事后所知，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还是连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终。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蒋介石到上海时，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亲自向宋美龄哭诉告状。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同时封闭的还有吴绍澍的《正言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四、蒋经国和宣铁吾在1948年秋还杀了几个军统恶霸。一个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后台是保密局的毛人凤。戚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在上海是个臭名远扬之徒。特别是戚通风放走大贪污犯徐继庄一案，使蒋经国大为震怒（当然还夹杂着军统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就亲自下令，将戚逮捕，经军法判处枪决。另一个是张亚民。此人也是军统特务，因敲诈一个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钞一案，后被告到蒋经国、宣铁吾手里，就也由蒋亲自下令，将张枪决。这两件大案，当时曾在上海各报连篇累牍刊载过，轰动一时，人民拍手称快。但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肓，杀几个人已无起死回生之效。

宣铁吾的恶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