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此如江浙人当官众多，同乡官员之间是可以用家乡话交流的。官话的作用类似今天的普通话，就是让全国的人能够互相交流，当然由于传播方式以及教育水平的限制，官话在职能行使上是远远不如普通话的，基本上只局限于上层阶级和士大夫，而这些人，都是识字的，管理他们的人，其职位被称为“主客”。
1、古代没有普通话，南方人和北方人怎么交流的？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主要是两种方法：第一，官话，朝廷使用的汉语在周朝称“雅言”，至少明清时已称“官话”，1909年则定称“国语”，1956年中国大陆开始称“普通话”，台湾则继续惯称“国语”。简而言之，这就是古代的普通话，汉代的官话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唐朝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只有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主要为蒙古族使用））。然而由于汉人占大多数，所以元代仍然有汉化官话，还是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汴洛音，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以南京官话为基础。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
在当时，朝廷的官吏大多会一些官话，基本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普通老百姓会的不多，但比如开酒馆的，开客栈的，做生意的，搞运输的等等基本都会一些，所以，南方人如果去北方，只要他会一些官话，基本的衣食住行沟通没有太大问题。如果都是通过科举考上的官员，说官话是不成问题的，有的还能说得很好，第二，写字。中国文字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保证了中国的完整和统一，
2、在古代，外国人是怎样跟中国人交流的？
确实，谈丝绸之路，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汉代，虽然因为学者们地考证，其历史逐渐可上溯到秦代甚至是战国时期。但无论何时，“外语”都必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沟通障碍，在汉代，中国的使馆区叫“藁街”，为汉武帝所设立。至明代为止，还有“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这样的使用（见《明史·杨继盛传》），在这一时期里，明代常见翻译有两类，译字生和通事。
而管理他们的人，其职位被称为“主客”，这个主客如果上溯到汉代叫“客曹”，起于汉成帝，再早时如武帝称大鸿胪，景帝称大行令，而在秦时则称分典客、典属国。在《后汉书》中的介绍是，客曹主管外国夷狄之事，后来又分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又有左右丞辅之。这个客曹的职责、管辖以及下属的人数，基本与秦时典客一致，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典客、典属国”有详细记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可以看到，在秦汉时，涉及具体的交流工作，有“行人、译官、九译”这三种官职。其中行人这个职务古已有之，《周礼·秋官司寇》中是这样介绍的：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而在周代，负责外交事务者被称为“象胥”，其职责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至于九译令与译官，这倒是需要说明的。在汉代有很多书提到“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简而言之就是越南人通过九重翻译拜见了周成王，九译令或因此得名，而《后汉书》中，虽然提到汉宣帝时周堪曾为译官令，但此后于《班彪列传》中又提到“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后世也有言“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见《盛世危言·西学》）这里提到的“自来”大抵只是依赖于诸夷入驻，而后再被动学习，
对比明清两代也确实如此。比如明代《全辽书》中提到的“按辽东例有朝鲜女直通事送四夷馆以次铨补鸿胪官”，又或是清代有酋长曰金美金那者，自来于檀香山（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某岛（见《皇朝经世文》），因此译官更可能是一些精通语言的边民、少数民族或是外国人，并且像汉代张骞的“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能看出，他对语言的掌握，得益于实际日常生活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