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在界定南阳郡南部辖境时均是以汉水为界的，这与习凿齿所言“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是一致的。如果是说躬耕于南阳郡，这个肯定没有问题，不论哪个朝代的人提及“南阳”，那一定是东汉末年曹操设襄阳郡以前的南阳郡，所有古人必须符合这种匪夷所思的怪异思维。
1、南阳市不是汉朝的南阳郡，“南阳说”诸葛亮，刘秀在今南阳市，对吗？有何依据？
古南阳郡涵盖今南阳市域，今南阳市领有古南阳郡三分之二辖境。古今”南阳”的中心均为南阳城——宛城；宛城做为古南阳郡城和今南阳市主城，自身就是狭义的“南阳”，史书典籍中南阳与宛城互见的例子不胜枚举，史载“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水南岸的“古隆中”山地从来就不是“南阳”，与“躬耕于南阳”无关。今襄阳汉水以北区域（约2千k㎡左右）和南阳周边其它地市部分辖区两汉时属南阳郡管辖，并不影响今南阳市做为两汉南阳郡文化和历史的承载主体，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是古今志士文人竞相吟诗作对、怀贤咏志之处，更是官修史志记载的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躬耕南阳”是华夏文明史璀璨印记，”南阳诸葛庐”做为这一文明印记的历史载体，成为汉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片段，按照题主的逻辑，”南阳市不是汉朝的南阳郡”，那现代中国也不是汉朝的中国了，请问：两汉历史为什要纳入中国古代史呢？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南阳诸葛庐”因而名扬天下；汉光武刘秀成长发迹于南阳，南阳因此被史家称为“南都”、“帝乡”，这些均是见诸正史的事实。
市场经济时代的某地域、群体，为一地之私，用伪学术手段给历史重做“定论”，通过制造历史虚无来消解正史，肢解国人文化、价值、信仰，表面上反映的是历史争议，实际上是道德操守问题，极度不自信，才需要苦心孤诣编织“定论”为自家历史包浆，获取虚幻的存在感。探讨历史，共同抗疫；今值清明，国旗为同胞而降，致敬英雄，共悼逝者！，
2、汉、三国襄阳属于南阳郡吗？
《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在界定南阳郡南部辖境时均是以汉水为界的，这与习凿齿所言“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是一致的。但1982年第2版时，秦、西汉同前版，两郡仍以这段东西向的汉水为界，但到了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在襄阳题了词之后的谭其骧先生却莫名其妙地将原属南郡襄阳县的阿头山去掉，换上了隆中之名，
这样，江北的南阳郡邓县就突破汉水管辖了原属南郡的一块叫隆中的地方，显得十分别扭。当然，笔者所说的别扭并非完全是视觉上的，在史料考证上同样十分别扭，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首先，谭先生这次改动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为西汉至东汉这段分界的变化作证。三国以前的史书均认定汉水为此段两郡天然分界，至于东汉时期邓县是否有跨江而治的变化，因史书均无记载，谁也不能妄下结论，
加上汉承秦制，西汉南阳郡、南郡统县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东汉以后，《三国志》无地理志，而此后的《晋书•地理志》则进一步明确表示，“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对这些问题和正史中的史料，谭先生未做任何辨析，他所依据的就是东晋习凿齿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的说法，这些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之际的正史中找到根据且与正史矛盾，故这样简单采取弃正史而取野史的手法，是不可取的。
后人在评价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廿二史剳记》的考异特点时就指出：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校勘，其抵忤处，自见辄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内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为“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人史局，其所弃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
更何况习凿齿自己还有《襄阳记》的“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襄阳有孔明故宅”这样自相矛盾的记载。所以，不解决这些矛盾，不拿出令人信服的以驳正史之讹的史料就轻易地改动《中国历史地图集》，未免有些草率，这对历史是不负责任的，其次，《中国历史地图集》82版三国部分加上了东晋以后才出现的隆中地名，在三国时期标注“隆中”于史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