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建设传染病医院的标准来考量方舱医院。”万军回想着王健等人的话，沿着场馆转了一圈，眉毛越拧越紧。“问题很多。”
最突出的问题是床位摆放——床挨床且床头对床头，相当于两排大通铺，不仅没有间隔，也没有阻隔。这会潜藏两个问题：一是距离过近，不利于病人隔离；二是一旦有患者出现过激行为，易产生连锁反应，引发群体事件。
“两床之间要有间隔，床头之间也要加隔板。”万军说。
“间隔多宽？隔板多高？”施工方问。
“间隔至少一米，隔板一米五。”凭着多年医院管理经验，万军答道。
“间隔好办，可我去哪儿找这么多隔板？”正值春节，工厂停工，很多工人已回乡，施工方很无奈。
“必须用隔板！”万军态度坚决。
“到哪儿去找？”对方应道。
双方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3月8日，在武昌方舱医院，刘嘉宇以医护人员为模特进行绘画创作。11岁的刘嘉宇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呵护，擅长绘画的她送上自己的作品，表达祝福之情。王毓国摄
与此同时，距离武昌方舱医院仅11公里的江汉方舱医院，陆群正拿着设计图与施工方沟通。
陆群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大年三十当天，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抽调其赴武汉抗疫的通知后，陆群直奔武汉协和医院，协助做好院感防控。由于江汉方舱医院以武汉协和医院为依托，作为感控专家的陆群被派来参与方舱改建。
“我的任务是在现有条件下，把感染风险降到最低。”虽无先例，但改建方舱医院并非无章可循。陆群知道，改建相当于把一所大型场馆改造为传染病医院，因此三区两通道（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病人和医务人员通道）等传染病医院的基本建设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在确定病人的收治标准时，也考虑了感控问题。”王健说，入舱前，要对患者进行流感、病毒性肺炎等传染病排查，避免院内交叉感染。
底本
通风系统也是改造的重点之一。“体育场馆和传染病病房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正压，后者是负压。”中南建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亚男说。洪山体育馆就是由该单位负责设计，因此她对原有结构了如指掌。
张亚男说，改造通风系统，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健康安全，参考传染病医院的压力梯度原则，通风系统控制的合理气流方向应该是从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流动，污染区须为负压，清洁区为正压，使污染区空气不会直排室外。
污染区主要为病房区，都是高大空间，原本的空调系统为一次回风全空气系统。为保证污染区为负压，张亚男指导施工人员在最短时间内为病房区安装了排风系统，并配置了高效过滤器，排风经过滤后高空排放，避免污染室外环境。
滴答滴答，时间在流逝。半小时后，施工方找到万军。“有办法了！”对策是将市政道路上的阻隔板消毒处理后移至舱内。万军指着病床间的蓝色隔板，笑着说：“就是平时马路上用的。”
按下葫芦又起瓢。武昌方舱医院分为A、B、C三个区，万军发现，场馆内只有一个男女卫生间。这么多病人，怎么办？
施工方提出，用移动卫生间。“如果存在粪—口传播怎么办？”万军脱口而出。
就在宣布建造方舱医院的前一天，2月2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粪便传播，应引起高度警惕。最终，双方协定，由环卫部门每日安排专车将移动卫生间的排泄物抽走，集中消毒处理。
虽然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但站在馆内仅半个小时，万军便浑身打战。“这么冷，病人怎么可能休息好？”于是，患者用品中又加上了电热毯。
解决完这些问题，万军下意识地看看表，已是2月5日凌晨2点。
云集
就在万军、陆群等人忙于方舱建设之时，2月4日上午，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卢金星和7名同事驾驶着中国疾控中心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从北京日夜兼程赶赴武昌方舱医院。
此次，国家卫生健康委共调集来自北京、广东的3辆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赴武汉驰援，这些车辆都是SARS后装配的应急设备。
“全国一共就3辆，全都用上了，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的主要功能是为患者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王健说，方舱医院虽体量庞大，但仍按功能分区，以病房区（舱内）为核心，实验室检测车、影像检查车等停靠在舱外，提供支撑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