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优秀居民区书记
一家方舱医院的创建史从2月3日决意建造，到2月5日首批方舱医院开舱接诊，再到此后的运维管理。近日，随着一批批轻症患者出舱，分布在武汉各地的方舱医院陆续关闭。这些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场馆陆续完成“临时医院”的特殊使命。作为破解“一床难求”困境的应急之策，建立方舱医院在新冠肺炎防控这场战“疫”中起到了关键转折作用，是中国医学救援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举措，更会在整个武汉抗疫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月11日，位于洪山体育馆的武昌方舱医院有28名患者集体出院。潘松刚摄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万军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家方舱医院的院长。此前虽已做了10年三甲医院副院长，但如何建设并管理方舱医院，万军“一脸茫然”。
病人不认同、社会不理解、医生不了解，万军用三个“不”概括创建初期的武昌方舱医院。历经无数风浪，这艘生命之舱正从三“不”驶向三“零”的彼岸（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
3月1日，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34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剩余76名患者作转诊处理。此后，武体方舱医院不再接收患者，被媒体称为方舱“首休”。3月3日，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视疫情发展有序关停方舱医院。
站在武昌方舱医院门口，听闻消息的万军深呼一口气，“每一天都是艰难的”。
茫然
2月2日，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万余例，其中三成在武汉。
数字背后潜藏着更多危机。彼时，所有定点医院患者爆满，医疗资源极度紧张，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只能居家隔离。由于其具有传染性，导致家庭聚集性感染和社区传播的风险陡增，疫情防控面临延误治疗时机、造成疫情扩散的双重压力。
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在2月2日12时前，对全市“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应收尽收，确诊患者须集中收治。
一边是奇缺的床位，一边是大量待收治的患者。怎么办？两难之下，方舱医院应运而生。
“建造方舱医院的目的，就是集中收治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说，“方舱医院并非至善之举，但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是控制疫情的现实之举。”
得到批准后，选址工作随即展开。“一是要空间开阔，能满足大量、快速、集中收治患者的需求；二是要通风良好，避开居民区且易改造。”全程参与方舱医院筹建和管理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主任王健说。
2月3日晚，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洪山体育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城市客厅三地入选，将分别改建为武昌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以及东西湖方舱医院。由于场馆面积所限，首批三家方舱医院预计规模在4000张床位，后续将陆续建设其他方舱医院。
“该怎么建设，又该如何管理？”2月4日一早，万军看着眼前的洪山体育馆，一脸茫然。对于如何建设并管理方舱医院，万军知之不多。
“既往，方舱医院主要在军队中使用。”王健说，方舱医院具备可移动、能快速投入使用抢救伤员、功能模块化等特点，能满足军队灵活机动的作战需求，但在公众面前却亮相不多，仅有的几次是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灾难救援中使用。
“这次要建造的方舱医院有所不同。”王健说，一方面要空间大，且在固定场所收治病人；另一方面，不同于军队方舱医院救治的大部分是创伤类病人，如今面对的是传染病病人。“坦率地说，这是一次首创，大家心里都没底。”
万军赴任当天，王健等人向他详细说明了筹建武昌方舱医院的初步设想：由“国家医疗队+武汉医疗队”主导运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担任队长单位，按照传染病医院的管理方式，将确诊轻症患者集中收治，切断传播途径，让建设方舱医院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役。
听了专家们的描述，万军虽然仍懵懵懂懂，但时间不等人——指挥部给出的开舱接诊时间是2月5日。看看表，已是2月4日18时。“时间不多了。”深吸一口气，万军迈步走进洪山体育馆。
争议
洪山体育馆内，改建工作已热火朝天地展开。施工方正在安放床铺等基础设施，武昌方舱医院预计规模为1000张床。时间仓促，一些物资是临时拼凑来的，每张病床边的小桌子上，用红色字体清晰地写着“25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