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顶层设计得当，管理模式先进，政企配合默契，截至2019年底，裕廊集团开发工业用地8400公顷，建成并运营着90个房地产项目，提供工业厂房、商务园区及办公楼宇达940万平方米，吸纳了约14000家本地和外国企业，其中包括众多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它所开发的裕廊工业区，用占整个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贡献了新加坡超过20%的GDP，吸收了全国1/3以上的劳动人口，工业产值一度占全国2/3以上。
特别值得借鉴的是，在裕廊模式中，具有天然的政府血缘关系和极强市场敏锐度的裕廊集团，同时对政府和市场两个客户负责，“面对政府时是市场，面对市场时是政府”，保证高效率、快节奏、低成本，最大化的达成规模效应和资源集中，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缓冲垫”，从而极大降低了体制机制的各类冲突成本和推进阻力，也有效衔接和平衡了政治诉求和市场需求，后期更能够进行轻资产的对外输出，成为整个亚洲首屈一指的产城融合发展方案提供商与综合服务商。
目前，国内的前海（前海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有限公司）以及海南自贸港10大重点园区（一般是“XX管理局有限公司”）等模仿的都是这一类“法定机构+市场主体”模式，园区管理机构依法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实行企业化、市场化的制度，获得上级政府授权履行相应行政管理、公共服务职责、园区综合协调等工作，下设负责投融资与建设开发运营的相应子公司。
这种模式最大的意义在于打破政府条框和繁琐程序，提高各种决策和审批效率，让园区说了算，有权能定事。
6，小管委会大平台：南京开发区“去行政化”改革
南京市出台了《关于优化开发园区管理运行机制的若干指导意见》，从2019开始试点、2020年全面推开（出台南京高新区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构建“小管委会、大平台”模式，按照市场化、专业化的要求，推进全市开发区去行政化改革：
,开发区实行党工委领导下的“管委会+平台公司”管理模式，管委会负责承担推动经济发展主体职能，平台建设运营公司具体负责园区开发建设、资本运营、招商引资等建设发展职能，市场主体作用更加凸显，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
以南京玄武区为例，区委区政府专门出台了《徐庄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方案》，本次改革赋予高新区全部的经济管理权限，加强市、区经济管理权力下放；赋予高新区管委会委托监管玄武高新集团职能，支持高新集团做大做强。政企分开，委企联动。坚持“小管委会、大平台”的改革方向，管委会负责统筹抓总，下设6个部门，总员额不超过30人，确保最大限度减员增效；高新集团下设六个中心，全面承接高新区各项重点指标、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工作。
7，闵行金地威新科创园的“服务型小管委会”模式
由香港上市公司金地商置（0535.HK）旗下的产业地产平台金地威新产业公司和闵行区颛桥镇政府在2018年11月共同成立管委会，由颛桥镇镇长出任主任，负责经济的副镇长和金地威新副总经理担任副主任，颛桥镇将所有服务企业的职能部门在项目上开办一站式的服务窗口，包括城管、工商、市场等等。管委会成立后，明确每年将从园区入驻企业税收中拿出一定比例（约为留存部分的60%）作为扶持资金用于园区运营管理，其中50%返还给企业，剩余10%给金地用于园区的改造更新，扶持资金需要管委会共同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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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都产业功能区“管委会+平台公司+运营公司”模式
目前成都在全市产业功能区以及东部新区片区综合开发等的管理模式上，探索的是“产业功能区管委会+平台公司+运营公司”的管理构架，建立和完善以协同化为导向的工作推进机制、以专业化为导向的管理运营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扶持机制：
,管委会承担功能区经济建设职能；平台公司承担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运营等职能；功能区内各街道立足于服务产业功能区、打造宜居宜业产业社区等重点工作，主要承担辖区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工作，全方位提升服务重大产业项目水平。
9，国家级开发区“管运分离”探索
2019年，山西晋城国家级开发区出台《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实施管理和运营分离改革的总体方案》，实行的就是“管运分离”：
把管委会做精，不摊大求全，不面面俱到，把该放的坚决放活，把该管的坚决管好，集中精力谋全局、定方向、做决策、拿政策、促落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