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重庆不归属于四川，四川却属于重庆管辖。这时候不是重庆归属于四川，而是四川也属于重庆管辖，54年，重庆与四川合并，重庆从直辖市降为省辖市，一直到1997年，重庆归属于四川，这是事实，重庆在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人类——巫山人，在距今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铜梁文化，那时代根本没有四川这说；战国时期，巴国从汉水流域迁至长江上流，先后在枳（今重庆涪陵区）、江州（今重庆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合川区）建都，彼时四川在成都建立了古蜀政权，所以在那时重庆和四川也以巴、蜀两个不同的诸候国存在于世，没有从属关系，这也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巴山蜀水、巴蜀大地的来源，而且巴先于蜀。
1、重庆和四川比优势在哪里？
两者相比，各有优势。但重庆最大的优势是扁平化管理，因为是直辖市，比省级少了一个层级，因此管理层减少，运转较快，这就是直辖市后变化大的原因，第二个优势是重庆除主城发展外，带动全市各区县均衡发展。直辖时移民任务重，完成任务后抓库区产业发展，现在的万州区了人各个区县都焕然一新，与直辖前是天嚷之别，反观四川，除了成都一枝独大外，其它地市发展缓慢。
为了确保成都成为中心城市，将全省各地的大学，重点企业和好的项目都放在成都，所以才造成了四川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另外一点就是重庆直辖后，四川划出去一大块，心里不服气。总认为成都比重庆强，所以集中精力发展成都，在川渝经济圈上不想让重庆带头（重庆市直辖市，领导层级高，应该成为带头人），所以自已搞一套，也不加入以重庆为首成立的陆海大通道（巳有西部十个省市）的成员，可见心胸狭窄，这就是成都与重庆总是在争论而不共谋发展的原因。
2、重庆与成都的不同在哪里？
《华阳国志》对巴人（重庆）的评价：《华阳国志》是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一部专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生活的地方史志，从《华阳国志》对巴人地域生存背景、社会历史与历史人物等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视或领会到巴人强悍、勇武、质朴、尚义的民族精神，感受到巴文化的独特魅力。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巴人表现出了积极改造自然、迎接挑战的强悍民族精神，
巴人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军事生活领域，则形成了他们“勇武”的民族文化精神，特别是构建了他们独特的“军魂”。对此，《华阳国志》更有明确的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这里记载的巴人军前歌舞或巴渝舞，它典型地表现了巴人“勇武”或“天性劲勇”、生死无惧的战斗精神，正因为拥有这样的战斗精神，古代“巴师”才在参与周武王伐纣、汉高祖灭秦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得那么抢眼，并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本民族的贡献。
对这种精神，《华阳国志》有如下概括：“其人勇敢能战”、“郡与楚接，人多劲勇有将帅才”，应该说，这种战场上的“强悍”精神与生存环境对巴人体魄与精神的锤炼是分不开的。《华阳国志》还从巴人历史人物事迹以及民族风俗的描写中，展示了巴人质朴尚义的民族道德与伦理精神，《华阳国志》对巴人风土民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其人性质直，虽徒他所，风俗不变”。
而该书对于巴蔓子将军壮烈殉国事迹的记载，更是称颂了巴人忠勇爱国的民族大义：“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巴蔓子是战国时期巴国的将军，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巴蔓子先向邻近的楚国借兵弥乱，继而以身许国，用生命向楚王践诺。他的身上，突出地彰显了巴人忠义爱国的民族集体精神与崇信尚义的侠义情怀，巴蔓子牺牲后，他的遗体被本族同胞厚葬，其“忠烈”的英灵至今仍为土家人所祭奠，“若蔓子之忠烈，风淳俗厚，观其俗足以知其敦壹矣”———《华阳国志》的作者既如此感慨于巴蔓子的崇高精神境界，也从这个巴人优秀人物身上推知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风尚与精神面貌。
